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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国家医保目录发布 今年“灵魂砍价”能省多少钱?******

  中新网1月18日电(中新财经 左雨晴) 医保局专家与药企代表每年一度的“灵魂砍价”落下帷幕,新冠口服药、肿瘤高值新药、罕见病新药等首次“开谈”,成为本次医保谈判的焦点。那么,谈判结果究竟如何?

  18日,国家医保局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2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的有关情况。

18日,国家医保局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2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的有关情况。左雨晴 摄

  患者能省多少钱?

  ——预计未来两年将为患者减负超过900亿元

  据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黄心宇介绍,2022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调整工作现已顺利结束。本次调整,共有111个药品新增进入目录。

  本次新增药品包括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精神病的慢性病用药56种,肿瘤用药23种,抗感染用药17种,罕见病用药7种,新冠肺炎治疗用药2种,还有其他领域的用药6种。

  本轮调整后,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内药品总数达到2967种,其中西药1586种,中成药1381种;中药饮片未作调整,仍为892种。

  从谈判和竞价情况看,147个目录外药品参与谈判和竞价(含原目录内药品续约谈判),121个药品谈判或竞价成功,总体成功率达82.3%。谈判和竞价新准入的药品,价格平均降幅达60.1%,与去年基本持平。

  从患者负担情况看,通过谈判降价和医保报销双重减负效应,本次调整预计未来两年将为患者减负超过900亿元。

  黄心宇表示,5年来,国家医保局坚持“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坚决杜绝天价药进医保,依托中国巨大的市场规模,通过谈判准入的方式,大幅降低了新准入目录的药品价格。在很多治疗领域,中国的药品价格由原来的高地成为全球的洼地,中国药品价格首次成为发达国家药品定价的参考。

  “2018年-2022年,进口药品基本给出了全球最低价。2022年又创新提出了竞价准入的办法,解决了部分非独家药品价格较高、难以进入目录的问题,引导企业以竞价的形式主动降低价格,换取能进入医保目录的机会。”他说。

资料图:阿兹夫定片。 殷立勤 摄

  新冠治疗用药谈判结果如何?

  ——阿兹夫定片等2种药品正式纳入国家医保目录

  此前,国家医保局负责人透露,今年共有阿兹夫定片、奈玛特韦片/利托那韦片组合包装(简称“Paxlovid”)、清肺排毒颗粒3种新冠治疗药品通过企业自主申报、形式审查、专家评审等程序,参与了谈判。

  那么谈判结果如何?

  据黄心宇介绍,本次医保谈判全力支持新冠病毒感染治疗。连续第三年将新冠治疗用药作为医保目录准入条件,阿兹夫定片、清肺排毒颗粒等2个药品通过谈判降价将正式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第十版新冠病毒感染诊疗方案涉及的25个已上市药品中,21个品种已被正式纳入国家医保目录。

  对于因辉瑞公司报价高而未能通过谈判纳入医保目录的Paxlovid,相关人士透露,不会再和辉瑞就Paxlovid举行专门谈判。此外,默沙东的莫诺拉韦胶囊也不会额外进行谈判。“正常情况下,医保目录谈判一年只举行一次。”

资料图:北京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正将配送到的药品放入药架。 中新社记者 易海菲 摄

  哪些重点领域用药补短板?

  ——支持国产重大创新药品进入目录

  黄心宇表示,医保谈判继续支持重点领域药品进入目录,包括国产创新药、新冠治疗药、儿童用药等重点领域疾病,肿瘤罕见病等重大疾病,以及糖尿病、慢阻肺等慢性病疾病。“这些药品进一步被纳入了目录,补齐了目录的短板,提高了保障水平。”

  据悉,本次共计24种国产重大创新药品被纳入谈判,最终奥雷巴替尼等20种药品谈判成功,成功率83.3%,高于整体的谈判成功率。同时,有7个罕见病用药、22个儿童用药、2个基本药物被成功纳入目录。

  “本次目录新增的药品绝大部分都是5年内新上市的药品。”黄心宇指出,有23种药品是2022年上市当年就被纳入了目录。

  例如,在肺癌领域,本次谈判不仅新增了洛拉替尼、赛沃替尼等疗效显著的新药,原来目录内的恩沙替尼、塞瑞替尼等药品价格也有显著下降。“医生和患者有了更多的临床选择。”黄心宇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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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如何平衡包容?中外专家把脉建言******

  中新网北京12月4日电(记者 孙自法)作为有望引领人类未来变革的一项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AI)近年来在快速发展并赋能千行百业的同时,也带来安全、隐私、公平等系列问题和挑战,人工智能治理概念应运而生,备受关注。

  由清华大学主办、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支持的2021人工智能合作与治理国际论坛12月4日在北京开幕,中国科技部副部长李萌致辞时形象表示,“我们现在正站在智能化社会的门槛上,人工智能这条大船正载着我们向智能化世界驶去,而治理正是随时校正大船航向,确保大船行稳致远”。

  在随后举行的“如何构建一个平衡包容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主论坛上,中外专家学者线上线下对话,把脉人工智能发展,聚焦治理体系构建。

  中国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院长薛澜提出,人工智能治理直面数据、算法、算力、场景等四大要素挑战,价值导向上要坚持人工智能技术安全可控的底线思维、维护个人权益尊严与平等的人本思维、人工智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展思维和人工智能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思维,遵循“和谐友好、公平公正、包容共享、尊重隐私、安全可控、共同责任、开放协作、敏捷治理”的治理原则,着重从“包容、共享、审慎、负责”价值原则来平衡人工智能治理中的发展和安全需求,形成人工智能治理机制的价值共识,推动实现全球协同治理。

  关于“审慎”价值原则,薛澜强调,要对人工智能治理给出明确的安全底线,既不能放任不管,任其野蛮生长,也不能出现“一管就死”,避免矫枉过正。

  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龚克表示,人工智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代表性技术,人工智能治理旨在促进具有人类价值的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以造福人类和地球,因此,人工智能治理应遵循人工智能发展规律,具有开放的多利益相关者共治的结构,应综合运用技术、规则、教育等多种工具,并有效植入到人工智能应用平台之中。他还特别强调,不仅要发展人工智能各式各样的应用技术,还要发展一批保护隐私和公平、加强监管的人工智能治理支撑技术。

  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政策与方案支助局局长徐浩良指出,人工智能不是万能灵药,它的好坏取决于使用人工智能的人及数据基础、治理标准。“我们需要全面地看待人工智能,需要跨越国界、跨行业和跨代际的合作,来制定必要的治理框架”。他说,国际机构和国家间的合作至关重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近通过有关人工智能伦理的提案,得到许多成员国的支持,这是积极的一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已做好准备,为政府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构建人工智能治理框架提供支持,让人工智能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种新的、21世纪国际合作方式来治理人工智能?”卡内基理事会资深研究员、人工智能与平等倡议联席主任温德尔·瓦拉赫认为,首先是以数字和生物革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正在重新定义人类的意义,并且重塑世界和未来前景;二是技术速度远远快于道德和法律监督到位的速度,新的人工智能部署的绝对普遍性和速度,颠覆了行业政府、传统机构以及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技术结构;三是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存在基本控制问题,作为关键系统组建部署时会构成潜在危险。

  他说,建立一个合作的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机制,应该是敏捷的、适应性的、预见性的、响应性的、包容性的,“但是我们应该很清楚,如果没有中国和美国的参与,所有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方案都只能是幻想。如果不大力转向国际合作,我们将无法成功度过未来几十年”。

  “今天社会不仅仅是外卖小哥被困在算法里,我们每个人都被困在各式各样的算法里。”清华大学智库中心主任、智能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苏竣认为,人类即将从工业社会迈向以科技进步和智能技术为基础的智能社会,人工智能技术在颠覆性地重组人类社会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的法律隐私、道德伦理、公共治理带来诸多严峻挑战。

  他说,技术是中性的,算法是无辜的,在这场人工智能掀起的人类社会巨变中,需要科学的方法研究和应对科技发展带来的种种风险、问题和挑战。“开展人工智能社会实验、探索智能社会治理的中国道路”的倡议自2019年发起以来,经过两年多努力,已在全国有序展开,实现智能技术治理与智能社会治理齐头并举,将为构建有人文温度的智能社会作贡献。

  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总裁罗欣顿·麦德拉指出,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在数据领域,要有全球所有国家都接受的数据伦理方面的标准,包括如何搜集数据、收集谁的数据、如何储存数据、如何整合数据、如何分析数据、如何加密、如何保证数据安全、如何使用数据等,“在全球层面共同创建普遍性的标准,它需要很多很多的努力,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纪的治理挑战”。针对现在越来越多的全球价值链当中,因为机器的替代,很多工作机会被失去的问题,他建议由来自不同社会、不同文化或宗教背景的哲学家组建一个全球性委员会,来思考应对和解决之策。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正表示,当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也肩负着参与国际治理规则制定的职责。因此,如何助力全球社会共同构建一个平衡包容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需要进行系统思考,开展国际对话。(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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